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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强调的是学生的深度参与

  一所优秀的学校背后必有一个优秀的校长!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教育在线有幸邀请到一批优秀的中学校长对话,于宏观处感受中国基础教育70年来的伟大成就,于微观处体味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对学校的治理经验,以及他们的情怀。而这一切,对于我们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启发与借鉴!

  王殿军,1960年9月生于陕西。1982年1月在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97年7月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8月至1999年7月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博士后。1999年8月至2006年12月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过数学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2007年1月起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至今。

  上学之前,我最多的记忆是在田间地头,大人们干农活,我们小孩子一会儿玩草,一会儿观察一些小动物。

  小时候,我觉得干一件事就要干好,很少想过为什么要干。我父亲想法相对比较清晰,他给我定的目标是好好读书,将来当生产队队长或会计。父母一直告诉我,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对,大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但只要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就应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把事情做好。在年龄小的时候,如果觉得父母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有道理,就要好好去做。

  父母没有给我讲过什么人生道理,但是他们的勤劳和付出,是我一生的动力。我父亲没上过一天学,却认识很多字,字写的也不错,属于自学成才,在农村叫“白识字”。那时候家里穷,没钱买书,为了让我拥有自己的书,父亲常常点着煤油灯抄书抄到很晚,写的都是小楷,当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好好读书,否则对不起父亲。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很深,今天我书架上最重要的位置摆放的仍是我父亲抄的书。

  我经常对家长们说,父母给孩子讲了什么道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身教大于言传,耳濡目染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您读书时,学习成绩是不是一直都很好?

  是的。我八九岁上学,在村小读到三年级,考试基本上都是满分。之后,我到生产队的完小读到了五年级,每天走1公里路去上学。读初中和高中时,完小的校长和村支书为了让我们能就近上学,接连办了“戴帽初中”“戴帽高中”,现在听起来有点儿像天方夜谭。

  完小的校长是我舅舅,也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很有教育情怀。他是我们县中学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学业成绩非常出色,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取消高考,只能回到村里教书。他做校长很有威望也很有成效,我们那一届同学(只有一个班,不足40位同学)中,出了好几个博士和教授。他对我的要求很严,高中时我们真的是凭兴趣学习,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我基本上没考过第二名,始终都是第一名。

  现在想来,我的运气比他好,高中毕业就赶上了恢复高考,也正因为我舅舅的严格要求,让我抓住了机会,77年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由此,我第一次走出了家乡,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小山村到了西安,心里比较忐忑,但也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刚上大学时,我有些自卑。因为同学们所接受的中学教育大都比较系统,基础也比我好。但那个时候除了自己恶补也没别的选择,好在依仗从小锻炼出来的学习能力,我很快就知道了要学什么,怎么学。一年后,我就成为了班里成绩较好的几个人之一了。我觉得,自信与自身实力是有关系的,否则就是盲目自信。

  大学毕业后您先是当了老师,90年代又去北大读了博士。那时候博士招生人数很少,能考上是很不容易的。

  大学毕业时,正赶上延安市派人来学校挑选人才,号召我们回去建设家乡,我就去了延安大学担任数学教师。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到西南大学进修过两次,基本上把自己专业方向的硕士课程学完了,还做了一些研究,写了一些文章。当时我特别想考研究生,但一直没机会。

  后来,我北大的导师徐明耀教授看到我写的文章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使我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我的文章内容正是他所研究的领域,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读他的博士,我当时激动不已。

  博士毕业后,我再次回到延安大学工作。不久,国家出台了博士后制度,清华大学数学系要招1名博士后,我最终胜出了。此后就留在了清华教书,又相继评上了副教授、教授,直到有一天,组织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担任清华附中校长。

  我在和学生交流的时候一直告诉他们,人生不是一切都规划好的,想做一件事就要认真去做,机会可能就在不经意间到来了。

  我觉得北大和清华的特点很不一样,但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北大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大家在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里讨论学术问题,不那么刻板,无论什么身份的人都可以尽情的发表意见。我感觉清华理工科的思维模式表现得比较明显,务实、含蓄和低调,做事一丝不苟,讲究程序和流程。

  我希望两所学校能加强互相之间的合作。思想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学术上应该更加自由地交流和讨论。

  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当时数学书不多,但能找到的书中,很少有我解不出来的题。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解题的快乐。

  我觉得数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数学能够培养人的系统化思维,比如逻辑思维,数学可以促进一个人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系统性和严谨性,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有智慧,这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这是数学最主要的育人功能。

  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数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人的思维、逻辑等底层操作系统的培养。

  没错,这就是所有人都要学数学的原因。数学对一个人的智力结构和思维体系的搭建具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数学是研究其他科学的底层支撑,一个问题能用数学语言表达和描述就能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没有数学描述和数学建模很难往下走。

  有人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这让我想起了数学和物理的对比,物理本身更强调体系性。

  第三,数学具有工具性和应用性,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复杂的社会现象或者自然现象,并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现代所有最重要的学科发展、科学发明、技术革新,没有数学都寸步难行,比如经济学、金融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背后都是数学。

  我在与任正非交流时得知,华为手机将拍摄信息快速合成照片的背后,需要的就是数学。他说目前完成这些算法的专家都是国外的数学家,我能感觉到他的复杂心情,他非常希望中国有优秀的数学家能够帮助他研究算法。我们在技术上想要赶超美国,就要先有这样的科学家,没有最优秀的人才就没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擅长创新型研究的人才。

  华为推出了全球人才引进计划,我非常赞赏这种做法,但也在反思我们的教育,难道要靠从全球引进信息化领军人物来拯救我们的数学,拯救我们的科学教育吗?我觉得有点悲哀。作为教育工作者,多多少少有一点汗颜,有一点惭愧。

  我们社会整体教育情况与任正非所期望的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教育从业人员应该看到我们教育存在的缺陷,应该勇敢地更新理念,改进做法,让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大地层出不穷。

  我的数学研究实际上有点像交叉学科。早期研究的就是代数,从初等代数到高等代数,最后到抽象代数。抽象代数的研究对象已经不是数了,而是一个抽象的对象。对象越抽象,使用范围就越广,可以把任何对象代进去,只要满足一定的运算规律,即可得出相应的结果。

  与常规数学相比,奥数有一些特殊的内容,思想、方法和思路与常规数学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奥数不是基础学习内容,也没有列入教学大纲,并不适合所有孩子学习,奥数更适合一些在数学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为他们补充一些更具挑战性的教学内容。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我停了女儿的奥数课,也有人开玩笑说奥数题我也不会,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认为我的女儿并不适合学习奥数,如果坚持让她学,她收获的一定是挫败感。我要找到适合她学习的内容,不一定非得学奥数。实际上她数学挺好的,几乎每次都是满分,最后学了金融。

  我一直觉得,奥数本身没有错,适合的孩子学奥数也没有问题,但如果用奥数来筛选学生,或者要求所有孩子都学奥数,这就有问题了。

  没错,不喜欢奥数的学生未必就是笨学生或者差学生。有的孩子喜欢社会科学,有的孩子喜欢自然科学,我们不能说喜欢社会科学的孩子就是学渣,喜欢自然科学的就是学霸。用奥数这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孩子,这是不公平的。

  早期的奥数并没有今天这般兴盛和火热,后来出现全民奥数的现象,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用奥数选拔和培养学生。对于某所学校来说,把奥数作为特色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家长为了孩子能上这所学校不遗余力地让孩子学奥数,不管孩子是否适合和擅长。

  我认为解决奥数热的关键在于选拔学生的方式,不能仅仅用奥数作为衡量标准,单纯的奥数选拔无疑是弊大于利的。

  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在入学的时候挑选人才,而是在孩子进入到学校后,再从中挑选加以培养。我们不能总把工夫用在入门的地方,而真正入了门以后又不一定下工夫了。

  我认为应该全面选人。其实考试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体验,是一种学习能力的反映。如果我们能在小升初时组织统一考试,中学就可以根据成绩录取学生,那自然就不存在用奥数选拔学生的问题了,所有的学生也就都有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选拔是教育体系为国育人的一个流程,在这个流程中人才自然会有所分流。

  我赞同您的观点。在保证学生接受小学、初中、高中教育权利的前提下,考试也是因材施教的一种手段,我们不应该把考试标签化、简单化。

  目前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的是免试就近入学。发达国家是在一般公立学校能够提供比较合格的优质教育,并且教育供给相对富裕的情况下,才采取就近入学的方法。发达国家目前也并没有实现教育资源的绝对均衡。

  发达国家的教育治理措施只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基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是的,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设计应该以本国的国情为依据,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

  第一是文化课考试,不仅仅是高考,也应包含平时考试、期中期末、统考会考等等,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一样;

  第三是能力测试。当我们能将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作为招生的依据时,中国教育的改革才能真正到位。

  一个新制度让所有人都能懂,都能满意,都能欢迎,实实在在地讲,这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有魄力,勇于实践,是可以干成的。

  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有些省份纳入了综合素质评价,比如浙江省推出的“三位一体”招生政策,您怎么看?

  我觉得浙江省很有勇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目前看来,综合素质评价虽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大家对于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还有一些争议,但我还是非常期待。我们要在符合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借鉴全世界先进国家的评价方式,认真研究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制定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政策。

  目前主流的应试模式,从小处说,无法将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从大处说,长此以往,真正的人才很难成长起来。

  应试教育越发达的省份,往往教师水平越高,经验越丰富,孩子的自由度越低,能力也未必强。因为极端的应试教育往往是用教师多年的智慧帮助孩子走捷径考高分。这样,学生就丧失了自己梳理、总结、提炼、消化吸收知识的机会,也不会有花几天时间解决了一个难题之后的那种兴奋。我一直认为,学习过程中经历的曲折才是学生成长的关键,某种情况下,越曲折的成长过程带给学生的收获越大。

  很多人批评应试教育的原因是认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综合素质不行。其实应试教育最大的害处是,为了提高效率,教师在教学中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让孩子省去了很多学习的过程。

  我们在人才评价中讲去“五唯”,毫无疑问唯分数是不对的,但在学生评价中,要求学生在所有方面都全面发展是否合理?

  综合素质评价并不代表要求学生全方位发展。打个比方,如果甲的跑步是强项,他可以利用跑步拿到高分;乙的跳高是强项,他可以利用跳高拿到高分,还有的人强项可能是游泳、篮球、绘画等等。每个学生的强项是不一样的,但是通过某个数学模型的计算,他们的强项是可以等值的。

  综合素质评价其实就是学生个性的集合评价,需要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让每个人的个性特长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发挥作用,而不是要求十项全能。

  综合素质评价为学生提供了各种赛道,这也就是您所开发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的意义。

  样样都好,其实就是样样都不好。在我看来,素质教育首先是一种意识,有了意识,教什么都可以成为素质教育,教语文、教音乐都可以。

  是的。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到样样都好,不要仅仅围绕考试转,要因人制宜,每个学生的个体素质就得到发展了。不过也应在一定的最佳时期内让孩子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不清哪一种素质会对人未来的成长与发展产生影响,世界教育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觉得减负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减负,要明白负担指的是什么。减负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普遍意义上提减负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一个120公斤的杠铃,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举起来,是负担,但是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举起来就相对容易。

  不能一刀切,要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因材施教。有些孩子不喜欢学习,学十分钟都会觉得累,但玩游戏,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不会觉得累。负担其实就是心理感受。

  当时曾经冷静的思考过,觉得做中学校长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可能比做大学教授要大很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做清华大学教授期间,我觉得很多孩子在中学接受的教育还不够完善,他们分数可能很高,但不是我心中理想的优秀学生。

  我读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不能只会念书,也要会琴棋书画,还有体育、唱歌、写剧本、表演等等。我现在经常琢磨,为什么当年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一个农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能有让孩子全面发展的觉悟,而到了今天,我们大城市里的很多学校却把全面育人当成了一种应付。我觉得中学应该调整一下育人的方式。

  在我心目中,优秀的学生对于人生要充满激情和正能量,很大气、很自由,有社会责任感,有更远大的抱负,而不应该对分数斤斤计较,只想着哪个专业赚钱,哪个专业最舒适。

  您觉得当校长是实现自己教育理想的一个机会。可以看出,您自己的教育经历对您后来从事的基础教育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是的。每一位教师和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当年接受教育时的影子。有时候回过头来想,我也发现自己的人生经历、教育经历对我从事基础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对教师角色的认识。

  77年高考时,老师和我们一起参加考试,老师没考上,而我们班三个学习好的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而且上的都是数学系。这让我意识到,许多学生真的会超过老师,而且是远远的超过。

  我经常跟清华附中的老师讲,不能将自身的水平作为学生的追求目标、上限,甚至天花板。教师不是要把学生教出来,而是要引导学生学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过于强调教师的水平了,大家往往用教师的学历、头衔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师资力量甚至办学水平。

  我认为这是误导。对于一所学校来说,优秀的学生、雄厚的师资以及学校的办学水平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不能把顺序颠倒了,并不是只要有了优秀的老师,就能教出优秀的学生。

  优秀的老师要给学生创造好的学习氛围,为学生提供必需的学习条件,引导学生,激励学生,让学生对老师所教学科产生兴趣。当学生产生了学习兴趣,就会自发的去钻研,钻研的程度可能比老师还要深,学的还要多,能力还要强。这是一名优秀教师的任务。

  当然,不同的孩子要有不同的激发方式,因为孩子是千差万别的,大道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孩子,让孩子认真投入学习的方法应该是可取的有效的。要因材施教,点亮孩子心中的梦想,起动他内心的发动机,之后无需再去加力,让他自己运转就好。一个优秀的、有经验的老师肯定不会只用一招对付所有的孩子。

  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自发、自主的产生学习动力。教师先把孩子领进门,然后调动孩子自身的好奇心和学习主动性,自发地去学习,遇到问题积极向教师请教。教师不应该简单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全靠老师手把手的教,最多只能教出和教师一样的学生,不可能教出超越教师的学生。

  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孩子自己学要耗费大量精力,会走很多弯路。其实,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经过程,如果不跋山涉水就一马平川,孩子是不可能得到锻炼的。我觉得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但让一些孩子完全自学也是学不好的,教师在学生学的过程中要给激励,要给助力,帮助他们不断超越自己,获得学习的成功、成长的经验和继续钻研的能力与动力。

  最优秀的老师实际上是非常通人性的。百人百样,对于不同的孩子要用不同的方法。

  让孩子明白要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培养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理想,这是我的首要任务。

  清华附中的育人目标是理想远大、品德高尚、全面发展、学有所长,这也是我们老校长万邦儒所推崇的教育理念。这个目标看起来有点务虚,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教育过程能不能让孩子达到这个目标,支撑他们成为拥有这样素质的人。这些年来,不能说我做的有多好,但我一直在努力。

  我觉得最骄傲的就是找到了一个把事情做成的规律。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上中下的考量,由高端引领带动中坚力量再进行推广普及。要有一个先行者,由他作为领头人带动中间力量,再由中坚力量带动一批人。只要是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文化课学习还是社团活动,我一定会用这三层结构,金字塔似的推进。

  清华附中有一所非常独特的学校,就是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它是清华附中国际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学校的初衷?

  建立清华附中国际学校的初衷之一,是为了稳定清华大学全球招聘来的人才队伍,为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服务。

  于我而言,当时的理想不是要办一所能够帮助更多孩子实现出国梦的学校,而是要办一所有助于提高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学校,使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接触到具有国际元素和国际品质的教育。

  当然,帮助外籍人员子女进入优质大学是我们的职责,但我更注重的是让清华附中的教育能从国际学校中吸收到营养、借鉴到经验,促进我们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国际化。

  我们需要向国际教育借鉴和吸收的东西太多了,不是请一两个专家做讲座,带领教师参观参观学习学习就能够获得的。我们必须将一座鲜活的学校搬到教师身边,让它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办学十年来,可以说实现了我们在校园里建设一所比较纯正的国际学校的愿望,这对于清华附中中西融合的教育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学校本部和国际学校之间相互观察、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和学习,老师们和学生们都受到了很多启发,相互取长补短,渐进融合,前景是喜人的。

  这其实是一种不同文化和思想意识的相互渗透、传播和影响。您觉得,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教育有什么不同?国外教育有哪些先进的内容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

  我觉得各国的教育体制都是适合本国国情的,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各国对自己的教育也都会有不特别满意的地方。我们也在反思自己的教育,并且尝试进行改革。

  我国教育与其他国家的教育有些不同,有很多可以向他国吸收借鉴的地方。比如,学生的评估评价方式,中国强调的是终结性或者考试性的评价,而国外强调的是过程性评价。再比如,课堂的教学方式,国外强调的是学生的深度参与,学生是课堂上表达和交流的主角,教师是主持人,起穿针引线、引导方向的作用。这样的课堂更像是圆桌论坛,教师充分尊重学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教师水平的要求更高。

  2016年,清华附中制定了一个五年规划,我提出成为名校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提升办学成绩;二是进行教育改革与创新,为国家教育解决难题,起到引领作用;三是服务于社会,在教育公平和资源均衡的问题上做出贡献。人才培养,改革创新,服务社会,这是名校义不容辞的三大责任。

  目前,清华附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已经建设完成,北京以及其他几个省已经采购了该系统。基于教师行为的大数据教师评价系统也已经完成,并在清华附中应用了。这两个评价系统都注重过程评价,也就是发展性评价。未来,我们计划开发一套对学校进行评价的全新系统,使之成为办学过程中的重要依据。过去,人们对于教育评价的讨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我要做的就是将理论落实为可操作的实践。

  建成全套的评价体系后,我希望通过这种符合教育规律的、国际化的中国教育评价体系的高效运行,让清华附中成为中国最好的学校,最国际化的学校,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学校。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讲。一名优秀的中学校长,首先要有丰富的教育经历和对教育的深刻理解。虽然我们人为的按照年龄等因素将人才培养分为了几个学段,但其实人才培养是一个全链条,校长要熟悉人才培养的整个链条,不能像铁路警察一样只管一段。人才培养就如同接力跑,要做好每一棒的衔接,否则即便某一段跑得再快,衔接不好也会出问题。

  其次要有一定的境界和教育情怀,也就是要拥有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和崇高的教育理想。做校长,办学校,让学生取得好成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名校长,成就自己?还是要成就学生?抱着不同的目的,做法就会不同。校长要站在国家未来发展的层面去培养人,要从国际视角去思考人才培养的方式。我们的教育不是要为今天培养一个高分考生,而是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培养一个人才。校长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能太功利。

  最后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优秀的校长应该具备对教育前瞻性的判断能力,除了关注学生长远的发展,还要预见未来国内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作出综合预判,这是一种战略思维能力。今天的努力一定是为了未来,既要做好今天,又要想到未来。

  只让孩子看到今天,这是一般水平的教师;能让孩子看到两三年以后,这是一名普通的校长;能让孩子看到八年十年以后,这大概才是一名教育家型的校长。

  是的,要通过更加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提高人才培养效率。教育的难点在于如何把先进的教育理念落实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做事不用心那也就不会去思考。我是全身心地投入,想把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做到最好,每天都在想、都在琢磨,这也是用心的一种表现。

  我经常想,作为一名校长,我拥有清华附中这样的平台和机会很难得,学校里数千名孩子未来的一生,可能就取决于我今天如何管理学校,如何办好学校,如何安排好教学。这是个很重的担子。所以,我容不得自己懒惰。

  但是在学校的管理上,我的方式是放手。我将宏观的理念、方向、结构搭建好后,其他工作都要充分依靠广大的教师。作为校长,把学校发展的战略布局制定好,要充分调动领导团队和教师团队的积极性,使学校能够高效运转。

  站在今天回望过去,您觉得担任清华附中校长这十多年,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实现了自己的部分理想,我少年时代、中学时代成长中的一些宝贵经验在清华附中得到了实践,我的许多思考也切实得到了落实。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知识与能力并重 科学与人文兼顾 加强数学学科核心素养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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